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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么摇摇晃晃走出小屋,又走到雪地,十里路,我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天摇地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象被人抽了筋一样无力。风搅着雪,跳着回旋舞,我在风雪中旋转,我把两张飘撕碎,扔进旷野,看着它和雪花一样飘逝。回到家,母亲吓了一跳。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无力地笑笑,躺倒在床上,烧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我起床参加了村里一个女孩的婚礼,我和大婶大嫂们一起包豆馅馍,一起说笑忙碌。我看看天,天没有塌,我望望地,地也没有陷,村里人依旧奔波操劳,而我却象死过一回一样。我对着所有人微笑,但只觉着那笑憨傻而痴呆。 卫民和李静没有跑远,他们只在磨上一个同学家呆了一夜,就被双双捉拿归案。由于先上车后买飘,李静家人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他们。他们的出走在小县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后,归于平寂。然后是张罗布置新房,举办婚礼。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第二年春天,我离开了故乡。离开了这个让我眷恋而伤痛的地方,到黄河岸边去谋生。“只有送行的月亮和乍暖还寒的风在沙拉拉响……。”我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救赎自己破碎的灵魂,梳理迷乱的天空。直到遇见了大志。 婚后,李静有一份工作,卫民不干服装生意了,杨豪也辞了工作,他们把本地的烧鸡往广州贩。等到了广州,麻袋里的烧鸡都臭了。他们把烧鸡潇洒地倒进香江,空着手回来了。然后他们又到山上办养兔场,把100多只兔子养死,又赔了一大堆。后来卫民又办服装门市,然后又驴打滚式地赔干。跟他紧的杨豪、任明,都丢了工作,成了真正的流浪者。幽兰很自然地没有考上大学,先后和三个诗人柏拉图之后,睹气嫁给一个大她十多岁、有了四个男孩的有妇之夫。加贝去了外地。粉子也找了一个小白脸。 卫民和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怨愁的”李静,在一起过了十年的“丁克”光景,坚持不要孩子,最后离婚。李静调到市里,嫁了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生下一个男孩,今年有五岁。 2000年,我家里遭遇大难,丈夫冤狱。我担着极大的压力。卫民很关心我,一天晚上他备好酒菜,邀我去坐,放散放散。也许还有别的意思。我理解。但我不想说眼前的事,我滔滔不绝地胡说乱道。剖析过往时日的悲剧。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灵魂。卫民曾经是我的导师,我曾经哔恭哔敬地倾听他的谆谆教训,但现在他开始宾服我的分析。我感到一丝报复的快感。同时又很悲哀。我们都是一群出身下层的青年,一群饥饿的儿女,当时没有工作没有地位没有饭碗,我们本末倒置,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是思谋着怎样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是追逐西方的自由,用污泥浊水冲刷着我们并不清醒的头脑。而最后走向生活的深潭。我庆幸我是大地的女儿,和庄稼,山川,河流,接近,在我虚无的时候,父母的操劳,农人的艰辛唤醒了我,我用土地的宽阔救赎了自己。而卫民他为自己虚无的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天已很晚,但我实在找不到一点感觉。我明白地对卫民说了。卫民笑笑说,我想你一定很寂寞,很苦,叫你来,是想安慰你。但你太强大了,不需要。你走吧。 卫民的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他欠下了过多的债,无望还清。房子被执行,家具都给了李静,为躲债,只好到外地去生活。诗是绝口不谈了,连书报也很少看。昔日的追随者都风流云散了。兄弟姐妹们也都成家立业。他孤身一人。去年,45岁的卫民用他最后的魅力勾引了一个26岁的本乡女青年,在焦作生了一个女孩,回家乡来过满月。真正是吃饭没锅,睡觉没窝。住在单位的五层楼上凄凉得很。亲戚和朋友凑了钱,给他过了一个满月。女方的娘家要打要骂,闹得沸反盈天,最后给人家邀8000元了事。他邀请我,我当天没去,我想象不出瘦弱衰老的卫民抱着一个小毛娃是个什么样。我还想,卫民半世浪漫,最后只收获了一个秋瓜蛋子,也不知将来能跟上养活他不能。 满月过后他临走时,我去了他家。床上胡七八糟堆着小孩的尿布片,那个面带愚鲁的女人正满足地抱着孩子噢噢。面对卫民,我纠缠如怨鬼般的初恋情人,我大张着嘴,象对着永逝的青春一样,说不出一句话。 孩子向他的老师走去。孩子非常激动,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这样零距离地贴近过他的老师。课堂上,老师虽然也曾经俯下身来给他讲解,但因为那是在课堂上,就总有些例行公事的感觉。什么东西只要程式化了,它就不再具备拓展想象的空间,所以孩子们都不喜欢坐在教室里,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上课。不过现在是在老师的家里。书桌,书架,堆成墙一样的书,脸盆,洗脸架,洗脸架上斜插的牙刷,一块废牙膏皮,凹凸不平的皮面,排成一排叠放着的干干净净的毛巾,干干净净的床单,被子,墙上的一副挂历画——所有这一切,都透着一种很实在的很温馨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老师坐在一只小椅子上,她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木盆,里面放着一块搓衣的木板和一大堆脏衣服。老师高挽着袖子,她的手上沾满肥皂泡。老师并不怎么说话,要说也只说一半,留另一半给孩子们,而且这一半还总是疑问句,似乎在和孩子们商量,又似乎设的圈套,布了陷阱。老师因而显得莫测高深,像一位先知。几个孩子或蹲着,或站着,或者伏在墙上,靠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就把自己的腿当了书桌。老师的屋子很简陋,实在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供孩子们舒舒服服地写作业。这样的场面是很感人的,我在农家干净朴素的院坝里曾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一位安静的农妇端着一盆黄澄澄饱满圆实的玉米坐在矮板凳上,她的周围散点着几只毛茸茸的鸡子。 以上描绘的正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个别辅导。在“教学六认真”几个过程中,“个别辅导”是唯一不用面向全体孩子的过程,它因此被孩子们戏称为“开小灶”。 其实这种表述也不是很准确,其它过程就都是“面向全体孩子”吗?上课的时候我们眼里看到了所有学生吗?据教育专家讲,一间教室里最适宜的学生数应该不高于28人,而我们现在的课堂一般都在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七八十人的班在一些城市地区还很普遍。当然,谁让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呢?作出“不能高于28人”结论的教育专家其实是出生在低人口的欧美国家,而且他们的教舍、老师等等都有足够的剩余。批改作业的时候我们就面对全体孩子了吗?一迭作业本,我们首先去看那名字。看不到名字(比如隐名阅卷)的时候,我们就猜那笔迹。小华是优生,剔出来,先改。小华全对了,小华当然该是全对的。小华出错了,小华?他怎么会出错呢!马虎?粗心?(在我们心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些词语,与他的知识结构无关)。小明是差生,小明居然也全对了!小明怎么可能全对呢?他一定是抄袭!逮来训训! 把个别辅导喊成“开小灶”的,就是这些被我们称做“差生”的孩子。“小灶”自然比“大灶”好吃,“小灶”的刀工更精细,材料更讲究,调味更齐备,火候更到位,“小灶”做出的菜鲜亮并且充满诱人的芳香。但是“小灶”可不是给这些“差生”们准备的,如果真要请“差生”吃,那也绝不会是“小灶”而是坚硬如铁的冷锅巴。 这是“差生”们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认识。准确地说,首先是我们的认识,然后才是“差生”们的认识。有人说过,在阶级社会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么说来,课堂就成阶级统治了,难怪孩子们把我们称作是“老板”!一直以来,我们都这样做,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似乎也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个别辅导作为把孩子锻造成材的一道工序,在泥坯烧成后,对其中特别乖巧的进行额外的打饰,使其更加圆润出彩,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许多时候事物常常会朝人主观愿望的反方向发展,瓷器经了过多摩挲而变得脆薄,失手就碎,一些错品却因为它的孤绝而被人收藏,产生出乎意料的价值。一个自称曾是我学生的人给我打来电话,他来电的内容经我归纳不外两点:一是问候老师,感谢我对他的教育;二是他似乎在某个事业上很是成功,要向我汇报一下。这两点又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我的严厉管教(据他说是我曾对他说了一句经他重复后显得深情无比而就其实却明显粗鲁而带有发泄意味的话),他才有今天的成就;有了今天的成就,又才想起我曾经对他说过那样的话(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成就,我的话势必将向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理解)。我僵在电话机前,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当一个人为了某种事耗尽哔生心血,最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毫无意义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仅仅心痛,那还只是喜剧,而不是黑色幽默。我们说个别辅导是“无须面向全体孩子”,这是它的一种注解,它还有另外的注解。就我所知,它似乎正越来越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取代了“上课”的作用。这对于不喜欢“上课”的学生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幸事。晚上,或者周末,孩子们就去老师家了。孩子们若不去,那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将是残缺的,分裂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所有参加过他们任课老师在自己家里组织辅导(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家教”)的孩子的共同经验。当然,劳动是有价值的,时间是宝贵的,尤其是节假日的时间谁也无权耽误,耽误别人的时间无异于某才害命。从这个认识开始,老师窗前的灯光,再不是橘黄色充满巨大包容性的温暖,而变得异常清晰和准确,散发出惨白的光茫。作者:张生全 2020年,盐源县面对国检,按照上司文献精力,唐桂鲜刻意实行班主任的系列处事,核对班级的建档立卡户弟子、筛查班级的边际户,领会领会弟子的简直消息,班级弟子的学籍情景,更加是人在籍不在,籍在人不在的局面,细化到每位弟子的消息,做到成竹在胸,数据精准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