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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婚姻的路子还是按着原先的走,有了儿子,想不到也是个爱书如命的家伙,零花钱买《老夫子》,就是我喝酒醉的“惩治”也都变成了他收获不小的百科全书。他学会嫉妒,那是我的书架高过他的头项;他学会生气,那是我朋友的孩子未经同意翻弄了他的书柜。后来,我发现有些书根本不是孩子专用品,比如“米老鼠”里面,有一些做人的道理是我缺勤的课。儿子读后,我也读读。特别是那些简化了的图画本的《红楼梦》之类的国粹级版本的图书,省了我古代汉语知识欠下的债务。我写过诗歌,分行的青春上过省级日报的副刊,我写过小说,虚拟的生活得过不少的奖项,也想往着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让它占据别人的书房的一小点面积,让别人读到自己,了解自己,承纳自己。但都没有成功,出书需要暗箱操作不说,出得来卖不出去不说,最大的坏处恐怕浪费了资源,一本质量不高的图书出炉,同样倒下一片冲天的大树。 九月中旬即将结束,下弦月没有抛头露面,存有借我的手电,多少给我壮了胆,使我在那段土壕路上听见崖边沙沙的土响和泗沟里偶尔传来的几声不知名的凄厉嘶叫时少抹了两次头皮。转了一个小弯快要出了壕沟路,猛见一人身后平握着一根五尺长棍,呼呼地走着。我心头一紧,不知他深更半夜要干什么,又不敢用手电照去,怕他被激怒顺手劈来一棍。硬着头皮屏着气做着各种随机的警戒,忐忑地顺右面走去。擦身而过时,我猛然站住,叫了一声大大。刹那间,我有那种久违了的小儿投入父亲怀抱的冲动。 阿中本是老大,内忧外患弄得很困难,兄弟们总是打他,他遍体鳞伤。阿美很狡猾,凭着小聪明发了财,腰杆子比较硬,美元都成国际货币了。阿日是阿美的跟屁虫,整天追着阿美的屁股跑,帮阿美打架,阿美为笼络这个忠心耿耿的马仔,把一些来钱的活让给他做,阿日也发了财,在村里算第二号富户,紧紧排在阿美的后头。阿德、阿英、阿法、阿意等一帮兄弟,本来也算大户,可是阿美、阿日财大气粗,常常欺负他们,他们便联合起来,结成一块,叫做欧盟,他们用同样的钱——欧元,大家称之阿欧。阿中清醒了,不想过挨打受骂的日子,拼了命找钱,箱子里的钱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辉煌业绩,但相应的话语体系却没有跟上,经济优势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核心创造力。具体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话语。我们现在谈到的很多概念都是西方世界先讲过的,我们拿过来使用,所以话语体系也不能脱离西方世界。第二是理论。我们现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很多理论也是源出西方,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因而理论上也是受约束的。第三是教材。我们的学科教材大多是按着西方的体例编写的,因而学习与应用的根据也就必然是西方化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从政治话语来看,一方面,现在有些文章写得不生动,它基本上是领导人讲话的一个复述。从学术话语来看,直面中国问题不够,文本的研究当然都是需要的,但是,有的文章过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戏,有的随意深造概念,让人不知所云,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相去甚远。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众话语与学术含量。现在我们特别强调接地气,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都没有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水平、学术水准和学术含量。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很多低水平重复,这也是导致我们失去话语权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现在我们强调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还有一门中国学。但是,讲中国一定要放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它是个性与共性,独创性与普遍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统一。最后补充一点,话语是要靠人来说的,所以这个话语到底怎么样,取决于我们有没有高水平的人,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下午的课,一点都没有心思听了。坐在教室里,我实在听不全老师的话,三句听丢了两句。一放晚学,我们径直跑到生产队的粮仓,大人已经从山上回来了,各自找到自己的父母拿到苞谷秆,像一群饿狼一样,猛啃一气,每个人都笑咪咪的。那时,我没吃过甘蔗,听说甘蔗很甜,听说糖就是从甘蔗里榨出来的,甘蔗离我很远,苞谷秆离我很近,我觉得甘蔗大概也就和苞谷秆差不多,反正苞谷秆是世间美味。